作为医疗器械的终端使用者和创新主体之一，临床医生对于医疗器械产品改进往往不乏经验和创意，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制约，很多医生参与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不高。而3月23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更加注重强化激励机制，给予科技人员更多的利益回报和精神鼓励；修订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在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中，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可以从现行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等。这些政策“春风”可望激发临床医生参与医疗器械创新的热情。

　　体制藩篱让医生心存顾虑

“上世纪80年代，我国骨科医疗器械生产厂家从医用钢板、螺钉做起，近年来产品质量提升很快。现在创伤骨科使用的医疗器械，国产的与进口的在质量上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而且，一些挣到第一桶金的医疗器械厂商已经从最初的只卖产品转变为重视医学教育，组织学术活动，教给医生医疗器械产品的使用理念和技术。”日前，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主任王满宜教授在广州举办的“第三届科惠骨科论坛”上对记者说。

作为终端使用者，临床医生往往能够在诊疗过程中发现医疗器械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而这些发现对于企业进行产品改进和创新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医疗器械行业大力倡导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然而医生参与创新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王满宜教授就此表示，“医疗器械企业经常找医生询问有什么改进想法，很多医生会说，‘算了，我们没什么想法’。这里面有体制内因素限制的原因。因为医生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制度上不能直接与企业合作创新。医生的发明属于职务发明，非个人发明，必须与医院一起申报专利。并且，创新涉及利益问题，由于体制内因素的限制，医生参与创新的价值较难实现，与企业合作创新也缺少法律的支持与保护。这些因素造成医生个人进行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生产企业非常希望医学专家参与科研合作。这是因为企业的创新想法有一定局限性，而要使产品更好地符合临床使用需求，就需要医学专家参与科研。但是，现在很多专家存在顾虑。”科惠医疗营销事业部总经理方立告诉记者。

　　盼创新更快一些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医三院骨科刘忠军教授联合北大、中科院、北京市科委的专家、学者和相关负责人共同提议加强创新政策的顶层设计。在今年的“两会”上，他又向代表委员们重点介绍了国产3Ｄ打印骨科器械科研成果，受到媒体争相报道。

“有些传统骨科金属内固定器械是中空结构的，在治疗后，随着时间的延长，器械可能出现下沉、塌陷现象。七八年前，我们关注到3Ｄ打印技术，后来用该技术研制出3Ｄ打印人工髋臼等医疗器械。”刘忠军教授说。

然而，国际上医疗产品的创新速度令人始料不及。刘忠军教授告诉记者，虽然我国在国际上率先报道了3D打印技术应用于骨科产品的研究成果，并且比国外同行的研究更为深入，但是由于国外的政策环境更加宽松，使得国外抢先上市了3D打印医疗产品。“在2012年前，国际上还不曾有3Ｄ打印骨科产品研究成果报道，但是2013年美国就上市了3Ｄ打印颈椎椎间融合器。随后，韩国、德国也上市了3Ｄ打印椎间融合器产品。”他说。

刘忠军认为，若干年前，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基础薄弱，法规不够健全，确实存在一些不安全因素。如今，我国已经从“中国制造”进入“中国创造”的阶段。很多产业逐渐规范、成熟，并且不断涌现出发明创造和创新产品，与十几年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对此，亟须转变对创新的固有思维和管理方式，从国家层面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者工作组，召集食品药品监管、卫生计生、发改委等部门，严格论证创新医疗产品的安全性、定价等问题，协调出台相关政策，以便更好地推进创新，并保证医疗安全。